我一直认为，这是一封最令我感动的书信（指柯莱瑞家人致卢刚家人的信），也是一封中国人所写不出来的书信。中国最著名的书信集有三：其一是鲁迅的《两地书》、其二是傅雷的《傅雷家书》、其三是曾国藩的《曾国藩家书》，但是与这封书信相比，未免都大为逊色。因此，在这封书信面前，我们必须低下自己的头颅，也必须向安·柯莱瑞的3位兄弟致敬！……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　　 西方文化传统意义上的“宽恕”在中国并没有出现。由孔子的“恕”道发展而来的“宽恕”充其量只是一种纲常伦理的处理法则。因此，宽恕之为宽恕，奉行的完全是有条件的原则（区分敌我）与对等的态度（区分爱恨），所谓“党同罚异”。宽恕可以宽恕者，这是“党同”，同时也绝对不宽恕不可宽恕者，这是“罚异”……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　　 说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甚至不惜以仇恨立国，也并不过分。依照常理，仇恨只是人类众多情感中的一种，其余的还有爱、同情、怜悯、快乐、陶醉、钦羡、妒忌……可是细细回顾一下，我们民族的全部历史几乎都与仇恨有关。究其原因，仇恨正是爱的缺席后人们寻求自我肯定的一种替代方式，一种倒错的情感，一种病态的表达方式，既然无法通过施爱来肯定自己，无法以存在的方式来自己，就必然通过做恶来肯定自己……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　　 一个只懂得恨而不懂得爱的民族，无疑并非以善始，因此也肯定不会以善终。这样一个民族，只有在开始对“仇恨”二字重新审视并且无条件地拒绝之时，只有在知道了所有的生命都是值得挽救的之时，只有在意识到了爱的无上高贵之时，它才有资格说：我已经离文明不远。否则，文明就永远在这个民族之外。而真正的“宽恕”，恰恰立足于爱……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　　 “坏”阶级成分者和“坏人”之间的区别越来越模糊，以至最后完全消失。一切成分不好者都成了当然的“坏人”，而一切坏人又都是“牛鬼蛇神”。“牛鬼蛇神”成为统称各种各样“坏人”的标准语，它既非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群体区别的概念，也不是法律对罪犯的定义名词。但正是这样一种绰号式的比喻说法，却支配了人们对社会群体矛盾，尤其是“我们”-“他们”关系定位的思维方式……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　　 这从对他们的动物化称呼可以看出，如“牛鬼蛇神”、“变色龙”、“小爬虫”、“狗崽子”等等。人格贬损和动物化决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运用而已，而是成为支配人际相互看法和对待方式的潜在意识主导。例如，把关押“坏人”的地方称为“牛棚”，这一名称往往导致为关押人犯专门寻找阴暗潮湿、窄小简陋的破房子，并尽量地限制人犯作为人的生存条件。人犯被随意地象展览动物一样拉到大街上去游斗示众，在“牛棚”中象牛马一样受到管制……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

　　 无论是把坏阶级成分者等同为“坏人”,还是把“坏人”贬抑为“非人”,在这两种把人牛鬼蛇神化的过程中,阶级斗争意识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阶级斗争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利益关系的解释完全变成了一种“敌对性意识形态”(ideology of antagonism)。这种意识形态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社会中树起一道黑白分明的“我们”-“他们”壁障。它要求所有属于“我们”这一阵营的人与“他者”誓不两立。在这一意识形态中起关键作用的“我类”-“他类”区别本身就包含着具有贬损作用的意识。把别人定为不如自己的“他类”,其中包含的贬损更反过来助长“我”“他”分类的意识……[详细][我来说两句]